史上哪位开国大将66位亲人惨死国民党枪口下？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在共和国十大将中，他驰骋疆场，骁勇善战，被誉为“虎将军”。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大将，但对待自己的家庭、亲情却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他为革命牺牲66名亲人，女儿在大悟山区当农民，淡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他的革命之路与武汉结下不解之缘

1924年夏季的一天，共产党员吝积堂找到窑工徐海东。他曾经与徐海东一起在喻家祠堂读书，之后到武昌在董必武主办的武汉中学读书，在武汉中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当年，吝积堂受党的派遣，和共产党员李树珍一起，回原籍做调查研究和革命宣传工作。他知道徐海东出身贫苦，读书时便疾恶如仇，便找上门来做他的工作。

吝积堂向徐海东讲了别后的生活，接着又介绍他在武汉的见闻，特别提到武汉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惨景和帝国主义军舰在长江里横冲直撞的情况，斥责军阀统治的腐败和黑暗。最后他把话题一转，询问起徐海东的近况来。徐海东向吝积堂叙述了他当窑工的苦难经历，讲到豪绅财主欺压穷人的卑鄙行径。吝积堂对徐海东说：“得想个办法改变这种现状！”就这样，吝积堂一步步向徐海东宣传革命。终于，有一天，徐海东去找吝积堂，问他：“俄国有共产党，中国有没有？”吝积堂回答：“有哇，听说武汉就有党的组织。”徐海东说：“你肯定晓得党的组织在哪里，你能不能帮我去找党？”

1925年春，徐海东把自己喂的一只羊牯卖了做路费，与吝积堂、李树珍一起到了武昌。到武昌后，徐海东租住在中华路一带，暂时靠从长江里挑水卖，维持生活。不久，吝积堂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徐海东的情况。经党组织批准，由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徐海东于这年4月8日在武昌都府堤41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到武汉军阀部队当兵学军事

最初在武汉，徐海东每天靠挑水卖钱。挑一担水上岸要爬60多级石台阶，一天赶下来，累得徐海东双腿发软才挣得一吊600钱。徐海东入党后，用挑水挣来的钱交了第一次党费。

但是，光挑水卖不是办法呀。党组织确定送他到军队中学习。那时，北洋军阀部队盘踞武汉。徐海东的同乡同学、共青团员田道生有个亲戚在武汉刘佐龙部任职。党组织通过田道生找他的亲戚，让徐海东到刘佐龙部，顶替一个去职的兵担任副班长。吝积堂代表党组织对徐海东说：“将来革命需要动刀枪，你要好好学习军事，准备打仗。”徐海东向党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此后，徐海东便兢兢业业地学起军事技术来。徐海东所在的那个班，班长叫陈德金，是个老兵痞，但受过正规训练，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徐海东便虚心向他请教。陈德金待人刻薄，常常克扣士兵军饷。徐海东每月为数很少的一点津贴全被他刮去了。为了学到军事技术，徐海东不去计较这些。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把学来的军事技术常识记了密密麻麻的一本子。半年后进行军事考核，徐海东名列全连第一，被提升为中士班长。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消息传来，徐海东马上找吝积堂、李树珍商量。他们都说为革命出力的时机已到，决定去广东参加北伐军，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便一同秘密南下。

参加北伐打回武汉后离开

徐海东找到北伐军后，北伐已从广州打到韶关。徐海东加入北伐军后，作战非常勇敢，很快升任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代理排长。不久，在攻打汀泗桥时，徐海东带领自己的一个排，采取迂回偷袭的战术，一举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的4个炮兵连，还缴获12门大炮，受到全师的通令嘉奖，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此后他又参加攻打武昌的战斗，继而转战江西南昌、河南洛阳。1927年6月初，徐海东返回武汉。

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国民党里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批反动分子背叛国民革命的活动日益猖獗。特别是“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传来，返回武汉的徐海东深深感到国民革命的旗帜已被国民党反动派丢掉了，指靠北伐军解救劳苦大众已无希望，必须另找出路。就在这时，党组织通知他，尽快离开部队，离开武汉。于是，在党小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徐海东利用值日机会逃出了兵营。在党组织安排下，徐海东回到原黄陂县，领导农民自卫队打击地方反动武装。1931年2月，徐海东领导的武装力量被编入鄂豫皖军委警卫团，他担任警卫2团团长，从此进入正规红军系列。

建国后的1958年，徐海东病情稍有好转，主动到湖北去参观访问。他到武钢、鄂城看炼钢炼铁，到大悟访问当年的游击根据地，还在汉召集老红军、军烈属开联欢会，持续四十多天，致使心脏病发作。

次女徐文惠：愿“红色记忆”永不消逝 将门虎女的“红色情结”

昨日，已逾古稀的徐海东大将次女徐文惠女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深情回忆了父亲与自己及大姐相处时的点滴往事。她表示，自己想利用晚年，编写父亲的纪录片、画传，继续完成父亲的遗志，希望能让“红色记忆”永不消逝，代代相传。

农民大姐去年因病辞世

徐海东大将共有5个孩子，大女儿徐文金当了一辈子农民，去年因病辞世。10年前在徐海东大将百年诞辰时，央视采访报道了她默默无闻、全家扎根大悟这方红土地的事迹，其清贫的生活现状，几乎让所有的人难以置信，很多人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1925年，25岁的徐海东生了大女儿徐文金，1927年大革命失败，遭到国民党通缉的徐海东离开家乡，徐家共有66名亲人被杀害，身为地下党的妻子田得斋被关进大牢，面对家破人亡的惨景，徐文金被三伯父用箩筐挑着连夜逃走，事后，徐文金隐姓埋名，成为一个乡村人家的“童养媳”。1931年田得斋才出狱，后来听到传言说徐海东早就牺牲了，为了生存被迫改嫁。

直到1951年，徐文金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第一次走出大山沟，到大连一家疗养院见到阔别23年的父亲。陪父亲住了2个月后，徐文金终于将想到城里找份工作的想法向父亲说了出来。徐海东沉默了许久后，才说：“现在刚刚解放，政府负担还很重，你又没有文化，怎能搞特殊化呢？”徐文金最终一辈子扎根农村，先后生了4男1女，孩子的名字都是外公徐海东取的，但即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丈夫因饥饿和疾病离开了人世，徐文金都没开口向父亲求救济。5个孩子至今都生活在当地，最高学历国中，其中两个儿子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儿子在部队当了7年兵。

徐文惠至今提起父亲当初的话就热泪盈眶，“父亲说过，战争年代徐家有66人为革命而惨遭杀害，但徐家子女不能因此向政府提要求、添麻烦”。徐文惠的弟弟1997年瘫痪了，这些年她一直与弟弟生活在一起，悉心照料，不离不弃。

徐海东的第二任妻子周东屏是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女护士，在陕西战场上照顾重伤的徐海东结下生死情谊。周东屏为他生了三子一女。1936年西安事变时，大儿子徐文伯在西安出生，他从小爱读书成绩好，曾任职文化部副部长。

二女儿徐文惠1939年在延安出生。“那年9月，父亲随刘少奇调往华东新四军。路上，刘少奇改用化名，扮成父亲的秘书，抱着4个月大的我，前往华东。此后的行军中，我和哥哥就是被用筐子挑着，一头是我，一头是他，随着部队转移的。”

徐文惠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是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这些年来，她一直积极为父亲搜寻史料，出版纪念文集，为了纪念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她还主编了《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大型邮册。

“2000年，父亲百年诞辰时，我编了一个纪念他的画册，为此我还到美国见了一次张学良。他还清醒地记得，我是红25军军长、15军团长徐海东的女儿，还记着当年打仗时我父亲的番号。你想想，他已经一百岁了，对我父亲的印象多深刻啊。这正像周总理当年所说，这是打出来的友情。”

徐文惠曾经带着女儿重走长征路，说要将长征精神在后代身上传承。眼下，她又张罗着邀请红色后代们同赴大悟参加父亲的纪念活动。

徐文惠“文革”期间曾经替父坐牢，并落下病根。“但我一直忘不了父亲留给我们的嘱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一口气，不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耻辱。”

徐海东返乡省亲照曝光独自肃穆端坐亲属墓前

建国后，徐海东唯一一次返乡是1958年10月秘密进行的。采访时，大悟县档案馆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他们不久前收到的当年徐海东省亲时的照片。

据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该照片是原中共大悟县第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时任大悟县委副书记的李铭勋同志捐赠给该县档案馆的。该照片是徐海东大将当年以朋友身份馈赠给他的，此照片从未公开过。照片上，徐海东一人端坐在亲属墓前，神情肃穆。

李铭勋当年负责接待徐海东。据李铭勋回忆，1958年10月中旬，徐海东偕夫人周东平回到大悟新城区。将军回乡的消息一传开，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拥到新城区看望将军，那场面热闹而感人，将军十分深情地向乡亲们招手致意，一再表示“谢谢”。在新城区委吃完中饭，将军就赶到亲属烈士陵园，在烈士墓前凝望着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的“光荣流血”，久久沉思，无限深情地向烈士默哀，然后坐在烈士墓前照了一张相。

大革命期间，徐海东有66名亲属惨死于国民党反动派枪口之下。徐海东在日后的回忆自传中说：“因为当时来到那里时，我无法用言语去表达一个失去亲人的人的痛苦，但我同时想到祖国的革命事业，是由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换回来，所以此刻我只有无尚的崇敬和缅怀之情，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的词语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揭秘10位开国独臂将军的传奇人生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的1614名开国将帅中，唯有10位独臂将军独具风采，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在谈及这些开国将军时，曾经感慨万千地说：“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呢？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的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

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名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第一独臂将军

上将彭绍辉：3次手术断左臂

彭绍辉(1906.9.6—1978.4.25)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毛泽东曾称他是自己的真老乡。1928年7月22日，彭绍辉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部举行了著名的平江起义，他在红五军十三师七团当班长，并在这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春，红五军与当地工农游击队合编后，彭绍辉先后任第二纵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队长，第二大队教导队队长、大队长等职。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后，彭绍辉被提升为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

1931年初，彭绍辉在战斗中先后两次负伤，伤愈后，调任第三师第十团团长，指挥第十团参加了东固方石岭战斗，歼灭了韩德勤师，俘虏了大批敌人。

1931年秋，彭绍辉后担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参谋长。1932年6月，彭绍辉升任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时年26岁。同年底，蒋介石又调动90多个师，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

1933年春，彭绍辉带领的红三军团第五军1师，隶属彭德怀指挥，参加工农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3月21日，国民党第十一师进犯草台岗地区，彭德怀在电话中告知彭绍辉，拿下制高点霹雳山，是取得此次反“围剿”胜利的一个关键，必须成功。彭绍辉给彭德怀保证：“不拿下这个制高点，我就不下山来。”

凌晨，彭绍辉带领两个团向草台岗开进，准备攻取制高点霹雳山。霹雳山地势险峻，两军对垒相持不下，红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向前，直至中午，才占领山头。当敌人向山下溃败的时候，彭绍辉在敌人丢弃的满山遍野的枪弹之中，拾起一枝步枪，奋不顾身地同战士们一起冲下去。刚冲到半山腰，他左臂连中两弹，骨头被击成几截，血如泉涌，但他仍顽强地指挥作战。彭绍辉被送进了医院，由于伤势严重，医生告诉他必须实施手术。为了保住手臂继续革命，他要求实施局部手术，但由于条件所限，伤口反复感染，努力3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只能截肢。彭绍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第一位独臂将军。

彭绍辉伤愈出院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准备安排他去地方工作。彭绍辉当即表示：“我虽没有了左臂，但还有右臂，而且还很年轻，还能同敌人进行战斗。只要国民党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部队，不离开战场。”对他的恳切要求，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表示不同意。彭绍辉便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见彭绍辉意志坚定，于是答应了他，并勉励他说：“绍辉同志，你虽然身体残废，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可嘉的。好吧！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彭绍辉就这样又回到了红三军团。在这年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彭绍辉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4月，在光明山战斗中再次负伤的彭绍辉，伤口刚刚愈合，又奉命到肖华任政委的少共国际师任师长。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彭绍辉奉命率领第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掩护红三军团转移。红三军团刚一行动，敌人就追了上来。为阻击敌军，第十五师在石城大脑寨一带摆开了战场，彭绍辉和肖华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撤出战斗。

1935年6月，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参谋长。9月，张国焘拒绝接受中央北上方针，扬言要另立中央。彭绍辉听了，心情异常不安。一天晚上，军长和政委都到总部开会去了，他突然接到叶剑英发来的电报，大意是：关系破裂，望你们迅速赶来，跟中央北上。

彭绍辉知道事态严重，便与一些同志连夜出发，去赶中央红军，被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现。陈昌浩将他们堵在路上，训斥了一顿，随后，把他们带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附近的一间房子里住下。彭绍辉一连两夜睡不着觉，在床上写了一封长信，向朱德报告情况，托红九军团一个同志代为转呈。不料，此信竟落到了张国焘手中。张国焘十分恼怒，派人通知彭绍辉去谈话。

彭绍辉从未见过张国焘。他走进屋，看到朱德等很多人在开会，正想给朱德总司令敬礼，不料此时，坐在旁边的一个人蓦地站起来，将彭绍辉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并严厉责问他见了张(国焘)主席为何不敬礼，为什么反对南下和反对张主席，反对成立新中央。说着，竟然掏出驳壳枪，推上子弹，把枪口顶在彭绍辉的胸膛上。在这紧急时刻，朱德夺过驳壳枪，厉声说道：“同志，这是党内斗争！”那人见朱德下了他的枪，便抡起手给了彭绍辉一个嘴巴。朱德十分气愤：“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而张国焘则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朱德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然后亲切地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彭绍辉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我的命是朱总司令从枪口下抢下来的。”

1936年8月，彭绍辉调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1939年3月，彭绍辉调任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回到晋西北，创建根据地。

1943年3月，彭绍辉调任抗大总校副校长。年底以后，改任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的军事生涯似乎与军事院校有着不解之缘，因而被人称为“校长将军”。1948年8月，晋绥吕梁军区的部队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翌年1月，第七纵队又改为第七军。彭绍辉先后担任纵队司令员和第七军首任军长。

解放后，彭绍辉曾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条令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职，为我军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8年，4月25日凌晨，彭绍辉的病情突然恶化，胸部夹层动脉瘤破裂，不幸去世，享年72岁。

上将贺炳炎：木锯锯掉右臂

贺炳炎(1913.2.5—1960.7.1)湖北松滋人，原名向从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与父亲一道参加红军，首次参加战斗时，手握菜刀独身冲入敌阵，左砍右杀，令敌胆寒，人称“贺小龙”，后来果然成为贺龙之爱将。1935年12月，年仅22岁的贺炳炎已出任红5师师长，他率部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在云南的一次激战中，贺炳炎的右臂被炸成肉泥，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迫不得已要实行截肢。当时不仅没有麻药，甚至连手术器械都没有，救护医生好不容易才从老乡那里找到一把锯木头的锯子，决定用它来锯掉贺炳炎受了重伤的右臂。贺炳炎让卫生员将自己反绑在门板上，嘴里塞上毛巾……手术前后用了两个多小时，他几次昏死过去，嘴里的毛巾被咬得稀烂。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5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全国解放后，贺炳炎历任第1军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贺炳炎的事迹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影片《太行山上》感人至深，其中独臂团长的原型就是贺炳炎;香港著名演员梁家辉为其英雄事迹所感动，分文不取饰演这一角色，取得巨大成功。

中将余秋里：左臂溃烂生蛆

余秋里(1914—1999.2.3)1914年11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原国务院副总理。

1929年，余秋里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长征中，余秋里和独臂将军贺炳炎同属一个部队，就在贺炳炎断臂3个月之后，时任红6师第18团政委的余秋里左臂受伤。

指挥战斗 左臂屡中弹

1936年2月，贺龙总指挥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行进至黔滇交界的乌蒙山区。3个月前，当红军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时，敌人就纠集了大量兵力包围阻截红军。3月12日，国民党万耀煌部突然改变行军路线，折向镇雄方向，妄图在那里阻截、包围红军。这时，时任红二军团18团政委的余秋里接到贺总指挥的命令，要他们火速前进到哲庄坝，截击敌人。余秋里率团队赶到干沟梁子。红军占领了制高点，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死伤累累，滚落到沟底。敌人缩进了一道山沟，凭借着有利的地形进行顽抗。成本兴(成钧1911-1988)团长站起身来观察地形，选择进攻路线。突然，余秋里发现逃到对面山坡上的敌人已部署完毕，正准备着向我方阵地射击，他高喊一声“危险！”不顾一切地站起来，一把把成团长拉倒在地。话音未落，一排子弹射来，击中了余秋里的左臂。他简单包扎一下伤口，随战士们冲向沟底。

正在这时，余秋里接到我军将撤出战斗，要求18团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命令。就在他带领部队冲上山顶时，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了过来，又打在他那已负伤的左臂上，喷涌的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衣衫。余秋里低头一看，打断的骨头白茬已穿出皮肉，有两根筋露在外面，微微颤动。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并用绷带把左臂挂在脖子上，与成团长一起继续指挥战斗。

条件艰苦 无法动手术

此役，红军把正在行进中的万耀煌纵队拦腰截断，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万耀煌溃乱中只身脱逃。敌人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围追堵截，红军每天都要打仗和行军，根本没有时间对余秋里进行治疗，更不用说动手术了。

这时，朱德总司令来电，命令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设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渡江前，总指挥部派人给余秋里送来一床鸭绒被。当时他的伤口已经发炎，正在发高烧，处于昏迷之中。他全然不知地被战友们抬上小船，在大家的保护下渡过了江。渡过金沙江后，部队进入康藏地区，彻底摆脱了十几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当部队开始在中甸地区的格罗湾休整时，贺总指挥，任弼时政委指示医院领导：可利用这段休整时间，为余秋里做手术，把他的伤好好治一治。医院领导回答：“部队过金沙江时，因不慎医疗器械全掉进江里，现在已无法做手术了。”

一天，曾任红军18团团长、后任师长的贺炳炎专程来看望他，劝道：“老余呀，干脆把手锯掉算了，像我一样，当个‘一把手’，多省事。我现在不照样干革命，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余秋里摇摇头说：“不能锯，我还要留它干革命呢！”1935年12月，贺炳炎率部在云南瓦屋塘同敌人发生了一场激烈战斗，右臂不幸中弹。医生为了保全贺炳炎的生命，用最原始的木锯为他作了截肢手术。

危及生命 将军痛断臂

1936年3月，红二方面军抵达甘孜后，余秋里的左臂愈加疼痛，医务人员打开绷带，伤口上已爬满了白蛆，用止血钳轻轻一击，一层白蛆落地。但因为当时仍然检查，只见整条臂膀已发黑萎缩，无医无药，只得重新换上新绷带，让他躺在担架上，抬着继续前进。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徽县，医生见余秋里伤势越来越重，左手五指已肿胀坏死，如不及时治疗就有生命危险。手术是在缺医少药的恶劣条件下进行的，没有专门的医疗器械，只能用临时找来的锯条代替。方面军卫生部长侯政决定亲自为余秋里实施手术，当时正好打了一个胜仗，缴获了一批医疗器械、消毒棉和纱布。手术时，侯政用缴来的镇痛剂先给余秋里注射，由于不知该药的使用剂量标准，一针下去，余秋里就昏迷过去了。侯政先刮掉余秋里臂上的腐肉，再用一把自制小锯锯断其坏骨，然后又忙着抢救失去知觉的余秋里。经过抢救，余秋里才缓缓苏醒过来。醒来后，他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自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又多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独臂将军。

50多年后，著名的西方记者索尔兹伯里著述著述《长征，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时，当他听到余秋里断臂的经历后，耸耸双肩，欣赏地赞叹道：“余先生，你真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可敬可敬。”图为1986年6月，在检阅主席台上，向南京军区某部指战员致意。

颇为巧合的是，1939年，余秋里与贺炳炎这两位大难不死的独臂将军，在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三支队分别担任政委和司令员，成为威震敌胆的“一把手”将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一二○师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晋绥野战军纵队政治委员。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军一师政治委员，6月起任第一军副政治委员，后兼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青海军区副政治委员。

余秋里虽然是政工干部，但毛泽东称赞说：“余秋里是帅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起任中共川西区党委委员、常委，西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1954年12月任解放军总财务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党委书记。1957年5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党委第二书记。1958年2月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59年9月，在大庆地区发现石油资源以后，兼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1964年12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领导中央“小计委”工作。1966年9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由余秋里和谷牧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1970年6月任国家计委革委会主任、国家计委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组书记。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其间：1982年10月起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中将晏福生：断臂跳崖死而复生

晏福生(1904—1984)湖南醴陵人，原名晏国金。1936年秋，国民党胡宗南部直逼红二方面军贺龙率领的部队，9月7日，红军第6军团16师从甘肃两当县出发为大部队开辟通道，政委晏福生、师长张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部队行至罗家堡附近，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晏福生指挥部队杀出一条血路向北突击。突然，敌机向我阵地俯冲轰炸，一枚炸弹落地，晏福生来不及躲闪，右臂被炸断，当时血如泉涌，晏福生抓把泥土堵住伤口继续战斗。部队边打边冲，敌人越聚越多，晏福生怕连累大部队，将密电交给警卫员后，自己引开敌人掩护战友突围，最后纵身跃下山谷。战斗结束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以为晏福生牺牲了，在干部大会上沉痛建议为晏福生同志默哀3分钟，不料晏福生拖着受伤的身躯奇迹般地回来了。

原来他为当地群众救起，犹如死而复生。由于伤势严重，1936年10月，晏福生的整条右臂被截去。抗日战争时期，他是著名的359旅政治委员。共和国成立后，晏福生曾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少将彭清云：白求恩为其主刀

彭清云(1918—1995)江西永新人。1938年10月，日军常冈宽治中将经过广灵到前线督战，八路军组织部队在此伏击。彭清云被任命为突击队长，他率领719团1营及717团9连官兵向敌人猛扑，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彭清云是有名的神枪手，一枪击中了一个日本指挥官，事后得知，那名日本军官正是常冈宽治。主将阵亡，日军阵脚大乱。但是随后增援的日军部队火力非常凶猛，彭清云为抢救战友，右肘关节被子弹击穿，动脉血管破裂，流血不止。

战斗结束后，彭清云被送往后方医院抢救，因伤势严重，不得不截肢，白求恩大夫亲自主刀为其截去右臂，并天天帮他清洗伤口、换药，精心呵护才使他大难不死。解放后彭清云曾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少将左齐：独臂将军是秀才

左齐(1911—1997)江西永新人。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抵达井冈山，左齐积极投入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去。由于他工作积极，斗争性强，于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7月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此期间，曾任红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34年8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左齐用步枪击落一架敌机，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特地打电话祝贺，赞扬左齐“步枪打落飞机是全军首创”，受到全军通报嘉奖。

抗日战争时期，左齐先后担任旅部作战参谋、侦察科长、七一七团参谋长、政治委员等职。他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直接指挥下，在晋西北与日军鏖战了5个春秋，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1937年11月17日，日军运输队大摇大摆地进入我717团伏击圈，时任团参谋长的左齐率部向敌人猛冲。日军在八路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下，收缩兵力，龟缩到汽车底下抵抗。但是不久，我军的重机枪突然卡壳，日军开始向八路军疯狂反扑。左齐焦急万分，纵身跃进机枪阵地排除故障。敌人发现这一情况后，集中火力向我机枪阵地扫射，一排子弹打中了左齐的右臂上部，顷刻间鲜血直流。机枪故障排除，我军火力重新发威，左齐不顾自身安危带领战友全歼日军200多人，烧毁汽车35辆，缴获大炮3门、步枪60多支。但他自己因失血过多，晕倒在阵地，后经白求恩大夫实行截肢手术保全了性命。左齐被称为一代儒将，是红军中有名的秀才。右臂伤好后，他用左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大地穿上云的衣衫/洁白美丽的母亲啊/请不要伤心/你又添了一个断臂的儿男……”

解放战争时期，左齐任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左齐曾任南疆军区政委，他认真执行毛泽东主席“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个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指示，在南疆着力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调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在新疆生活、工作、战斗了20多年，为建设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七十年代，左齐任济南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少将陈波：滚雷实验失右臂

陈波(1908—2009.12.3)河南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任鄂豫皖红一师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第一师一团副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三十团副团长，援西军司令部第二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参谋长，副团长，太行军区荣军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太行山区反“扫荡”战斗激烈而频繁，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武器弹药也得不到补充。八路军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创建了黄崖洞兵工厂，条件好时可以生产一些手榴弹，差时只能勉强生产滚雷。由于生产设备差、原料稀缺，滚雷质量并不高，若要形成战斗力，需要在试爆训练中积累经验。

时任八路军前总特务团副团长的陈波负责这一工作，1941年3月，他在讲解完滚雷的使用方法后，独自抱起一只西瓜大的滚雷为大家做示范，下蹲、隐蔽、按雷、擦火，“嘣”的一声，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发，顷刻间硝烟弥漫，陈波倒在血泊之中。经过奋力抢救，陈波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仅剩一条胳臂和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通化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辽宁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参谋长，东北护路军南满指挥部司令员，东北铁路公安总队副总队长，东北铁路公安局副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波曾任东北铁路公安总队总队长，司令员，师长，总参谋部警备部后勤部政委，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曾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9年12月3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少将童炎生：榴弹试投五指炸飞

童炎生(1911—1985)江西安福人，1944年10月，八路军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敌人大批手榴弹，当时大家都不会使用。时任团政委的童炎生为了掌握使用方法，率先进行实弹试投，不料手榴弹在手中爆炸，右手五指被炸飞，从手腕处做了截肢手术。童炎生杀敌心切，伤口还未愈合就回了部队，结果伤口感染病情加重，只好做了第二次手术，截去右臂。共和国成立后，童炎生曾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少将苏鲁：连环雷响断左臂

苏鲁(1902—1976)湖南浏阳人，原名苏达余。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第十八师五十二团排长、副连长、连长，第五十三团副营长、营长。1934年，苏鲁任第五十三团副团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三大队大队长，特务二队大队长，第二十五团团长，参加百团大战，亲自带领三营参加围歼关家垴号称精锐的日寇冈崎大队，指挥九连指导员艾培悟带一个连担任阻击，掩护部队转移，在大战中先后进行各种战斗十五次，胜利完成战斗任务受到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首长的嘉奖。1945年初，苏鲁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大岳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副司令员。1947年，苏鲁任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一八四师副师长。

1949年1月，平律战役结束。全军实行统一编制。苏鲁所在的四十三旅改为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一八四师，任副师长。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对太原总攻击的外围作战，一八四师奉命攻击太原东门外的红房子据点。

战斗打响后，一八四师进攻部队连续冲击，但因敌人垂死挣扎，加上通往红房子是一片开阔地，地形对我不利，虽付出了极大代价，却未成功。苏鲁非常焦急，决定亲自率领突击排拿下红房子，给部队杀出一条血路。于是他扭头对师长、政委说了句：“让我看看去！”便跃出指挥所，向前沿冲去。师政治部主任时云峰见状，也跟着跃出了指挥所。

突击排在苏鲁、时云峰的带领下，很快进入敌人的布雷区。走在前面的突击排长排除两颗地雷后，刚迈两步，不想陷入敌人的地雷群，踩响了连环雷，开阔地上顿时爆炸声连成一片。时云峰不幸当场牺牲。苏鲁右大臂被炸得筋断骨折，鲜血泉涌。不过他们突击排的战士们，终于用鲜血和生命为部队开出了一条通道。后续部队高举红旗，踏着战友们的鲜血，呼喊着冲上去，一举消灭顽抗的敌人，攻下了红房子据点。

苏鲁看着冲上去的部队，微笑着，用左手抓着断臂，大声喊叫：“狠狠打！狠狠打！”这时担架队员跑了过来，让苏鲁坐上担架。苏鲁明白前沿部队更需要担架，因此坚持不坐，咬紧牙坚强地和负伤的警卫员互相搀扶着一起来到战地医院。由于伤势过重，他的右臂无法保留，当即手臂从大臂三分之一处做了截肢手术。

翌日，太原解放。人民解放军又马不停蹄地跨越汾河、黄河，向大西北进军。部队出发前，苏鲁的老警卫员邓天顺到医院看望他。邓天顺摸着老首长那空荡荡的右袖筒，嗓子哽咽了。看到邓天顺难过的样子，苏鲁却说：“没什么嘛，一条胳膊照样干革命嘛！”

新中国成立后，苏鲁曾任山西省军区长治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初春，当了5年长治军分区司令员的苏鲁，刚忙完一年一度的冬季征兵任务，省军区司令员、政委找到他，向他传达了组织上让其离职休养的想法。苏鲁不愿离开部队，自愿申请去守军火库，苏鲁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部第四九五仓库库长。苏鲁当了库长后，以库为家，整天忙碌，不是钻进这个窑洞查湿度，就是钻进那个窑洞查锈情。风天，雨夜，他睡不着，便一个人悄悄起床，抄起手电筒到库区巡逻。在他的影响下，他的爱人张国英和孩子也都加入到了巡库的行列中来。

1955年9月的一天，苏鲁突然接到命令，进京授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苏鲁少将军衔。授衔时，周恩来握着他的左手说：“苏鲁同志，你为人民立了功，我代表人民感谢你。”

苏鲁却回答：“我做得很不够，人民给我的太多。”

授衔完毕，苏鲁被华北军区任命为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苏鲁和省军区的司令员、政委等回到山西后，省军区立即给他安排了办公室。司令员还专门派人将苏鲁的家由剪子湾搬进军区大院。就这样，从1955年9月到1975年退居二线，苏鲁在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整整干了21年。

1976年12月，苏鲁因病医治无效在山西去世。

少将廖政国：手榴弹在手中爆炸

廖政国(1913—1972)河南息县人，1930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0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红一师政治部少年宣传队任副队长。次年2月调师参谋处任参谋，参加了攻打双桥镇，活捉岳维进。接着又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黄梅、英山、霍山等战斗，因作战勇敢，1932年1月调到黄安独立团任连长。同年10月，在军委警卫营当副营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的河口战斗，跟随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12月从陕南城固出发，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通江县境，开辟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参加了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和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的六路围攻等战役。历任红四方面军警卫营连长、副营长、营政治教导员等职。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由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他奉命参加前梯队负责侦察工作，历尽艰难，两过草地，使前梯队顺利完成预定任务，为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第二年2、3月份先后在四分站和一分站任站长，负责转运工作，并参加了攻打天全、芦山等战斗。

1937年3月间，率部随红四方面军西路军行动，到甘肃河西走廊时西路军战斗失利，在大南山、江弯寺一带被国民政府军队冲散，他与战友们沿途讨饭，生活极端困难，但坚定地向延安方向前进。历时近两个月，在镇源附近被组织上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六队学习。翌年2月毕业后，调皖南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任营长，率部活动于江南一带，指挥了溧水、白土、龙潭等战斗，开辟了江南根据地。1939年该部与地方游击队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廖政国任支队长。指挥了松山、谷山等战斗，消灭反共反人民的“忠义救国军”，并率部夜袭日本侵略军重兵把守的上海虹桥机场。11月，所部改编为挺进纵队一团。1940年他任一团参谋长，参与指挥了消灭日军的金牛山、板塔集和保卫郭村等战斗。不久，被任命为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第四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如皋、丰利战斗，与日本侵略军血战了七昼夜，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同年10月率部参加了黄桥战役。

新四军在黄桥整训时，部队官兵反映缴获来的手榴弹效果不好，三个才能炸响一个，而且引爆速度快慢不一。为了查明原因，找到改进办法，时任团长的廖政国亲自试投，终于找出了手榴弹的毛病所在。回到宿舍后，廖政国拆开一个手榴弹进行验证，没想到意外发生了，螺丝刚刚拆下，手榴弹就冒出白烟。廖政国完全有时间把手榴弹扔出去，但如果向外扔，很可能炸伤正在集合的官兵，而若往里屋扔，团政委又在里屋办公。万般无奈之下，廖政国选择了把手榴弹高高举过头顶，让手榴弹在手中爆炸。当时战地医院的设备和医疗条件很差，在治疗过程中，伤口严重恶化，只好截肢，失去右手，成了“独膀子”。1942年底任一旅参谋长兼一团团长，1944年8月部队精简整编时任一团团长，年底在曹甸任教导旅旅长，在此时期内先后指挥了攻打淮安、车桥战役和沙沟等战斗。1945年春调任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在浙东反顽战斗中又参加新登、孝丰等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长、师长、军参谋长等职，率部在华东地区作战，参加了兖州战斗和泰安、鲁南战役的外线出击，以及孟良崮、枣庄、莱芜、鲁西南、豫东和淮海等许多著名的战役。在孟良崮战役中，他所在的第一师受令在砦山、塔山、蛤蟆崮、复浮山、界牌等地域阻击国民党军整二十五师、六十五师、一六〇旅东援的任务。在近60公里的阵地阻击战中，廖部英勇顽强，挡住了国民党部队的轮番进攻。1949年2月任二十军参谋长，先后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

1950年任二十军副军长，率部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斗，代理军长职务，率全军参加二次战役、五次战役等著名战斗。1951年5月，成功地指挥了该军在华川以北、金城、金化东南地区的山地防御战，全军轮番打阻击战50余天，取得了歼敌2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先后8次负伤，有“独臂将军”之称。

1953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军长，该军所属第六十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及防化兵的配合下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及大陈岛的战斗。195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0年毕业，年先后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舟嵊要塞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司令。

文革中，在严峻的斗争中，廖政国坚决采取各项措施，为稳定警备区机关、部队，加强战备、保卫上海的海边防和警备任务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廖政国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余党的打击迫害，制造了大量的诬蔑不实之词，强加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他调离上海警备区，甚至逝世以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余党对他的诬蔑攻击也一直没有停止过。1979年6月2日，上海警备区专门召开了平反大会，为廖政国将军彻底平反昭雪，并对受株连的所有人员和家属恢复名誉。1972年在南京逝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开国将帅人物谱》、《开国上将彭绍辉》、《毛泽东特批免于敬军礼的开国上将贺炳炎》、《我国唯一断臂开国中将副总理》、《开国中将晏福生传》、《开国少将彭清云传》、《开国少将左齐传》、《开国少将陈波传》、《开国少将童炎生传》、《开国少将苏鲁传》、《开国少将廖政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