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废帝溥仪三副面孔 曾想与满洲国谈判

溥仪在自传中曾回忆道，土肥原贤二“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说是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又说什么，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土肥原贤二的这碗迷魂汤令溥仪兴奋不止，开始秘密筹划潜往东北的行动。

此时蒋介石也从各种公开及秘密渠道了解到溥仪的动向，为了挽留溥仪，蒋介石授意高友唐专程到天津进行劝阻。高友唐曾当过清朝官员，以遗老自居，是溥仪在天津张园的座上客，后来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这次衔命而来，一见到溥仪就开出了国民政府条件：蒋介石愿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恢复溥仪帝号，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一笔整数，可由外国银行作保。至于住的地方希望选择上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出洋也可以。总之，可以在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自由选择住居”。

然而溥仪早已不对国民政府抱任何信心，他觉得“蒋介石根本不讲信义，专门欺软怕硬，因为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他宁愿相信了日本人的所谓“诺言”，决定回到“祖宗发祥的地方”，“领导”那个日本人即将为他建立的“国家”，对高友唐带来的这些条件，包括他一度极力要求的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现在溥仪也通通不屑一顾地加以拒绝，他甚至气哼哼地表示，“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高友唐碰了一鼻子灰，不死心又到北平向溥仪的七叔载涛进行游说，仍然是毫无结果。

除了高友唐以外，国民政府还试图通过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做溥仪的游说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庄士敦代表英国外交部来中国办理归还威海卫等遗留问题，在离华回国途中，分别受到张学良、宋子文的接见，他们希望庄士敦说服溥仪放弃满洲的计划，但庄士敦同样对国民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直接拒绝帮忙。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军人的武装护卫下，溥仪离开天津潜往东北，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走上了叛国之路。据此，1932年3月12日，中华民国正式发布了对溥仪的逮捕令。

蒋介石眼中溥仪的“剩余价值”

1934年溥仪又从伪满“执政”摇身一变，当上了所谓“满洲帝国”的皇帝，改年号为“康德”，在叛国投敌道路上越走越远，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蒋介石此时似乎对溥仪开始另眼相看了，在设计的对日方案中给溥仪留了一席之地，现存台湾“国史馆”的蒋介石特交档案中就有这样的一组记录。

1940年夏，法国在欧洲已经败降、英伦三岛保卫战战事正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南进”政策，准备策划更大的军事冒险，因此想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故而通过各种渠道向重庆的蒋介石提出愿意撤兵议和的信息。由于此时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的印支通道和滇缅路陆续被切断，中国抗战处于困难时期，蒋介石便动了一试和议的念头，派遣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张季鸾赴香港活动，准备与日方进行接触，在为张季鸾准备的各种材料中，有一份《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尤为重要，其中提到了将日本人和溥仪区别对待，扶助溥仪的伪满政权摆脱日本控制的设想。《纲领》甚至还设计出一个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使取得满洲内政自治之政权，使该地汉满蒙人民先脱离被占领地人民之境遇”，“第二步与溥仪直接协商，先求得一过渡的解决办法，而最后完全复归于中国”。蒋介石为解决东北问题，竟然打起了毫无自由、形同木偶的溥仪的主意，在今天看来实在匪夷所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作为战犯被带到苏联。溥仪在苏联西伯利亚拘留期间，在生活上享受优待，还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和治病。在溥仪看来，苏联主要是要严惩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同时溥仪也担心以后会落到蒋介石政府手中，遭到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因此便萌生了一个计划，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逃往英美去做寓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溥仪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还给苏联政府与斯大林写信，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

1946年，溥仪存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作证，伪满洲国的“皇帝”出庭，一时间成为世界各主要媒体的头条新闻，蒋介石似乎又看到了溥仪的一点“剩余价值”，南京国民政府官员奉命发表谈话称，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后将引渡到南京政府并受审。1946年至1948年间，南京国民政府五次照会苏联政府，要求交还溥仪，“以便对他绳之以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祯也很乐观地向记者表示：“伪满傀儡溥仪，已被苏联当局拘捕，即将移交中国方面，因彼为战争罪犯也。”

南京的《中央日报》同期曾以“傀儡溥仪将交我国”为题做了报道。尔后还曾有一条短讯报道说：“中国希望引渡溥仪，苏方并已一度允诺。然目前复予保留，这显然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也记载了1946年3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来访，想以溥仪作为当时苏联撤兵东北和中苏经济合作会谈中的一个筹码。面对国民政府的引渡请求，苏联考虑自身利益，未置可否，西方的一些人士据此揣测认为，苏联拒绝引渡溥仪，是准备将来把他送回东北，用于成立亲苏的“缓冲国”，就像日本人利用溥仪一样，以“避免美国人和中国人利用溥仪来搞反对苏联的挑拨离间活动”。

时间到了1949年，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损兵折将、节节败退，早已焦头烂额，再也没有精力去“关心”关押在苏联西伯利亚的末代皇帝溥仪了。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再拘留溥仪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经最高当局批准，苏联内务部于1950年8月1日将溥仪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后于1959年获得特赦，至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普通公民，也结束了他与蒋介石二十多年的恩怨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