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文人王振權傾天下的祕訣 自閹做太監
作為一個很有心計的文人，王振知道歷史上有很多位高權重的宦官，可説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享盡了榮華富貴，如趙高、張讓，還有高力士、李輔國……一想到此，他的心就砰砰亂跳。如果自己也是一個太監，是不是也能像趙高他們一樣走上富貴之路呢？經過幾次痛苦的抉擇，王振終於作出了一個常人難以想象、更難以做到的決定：自閹入宮。
王振本來是明朝前期的一個失意文人，為了尋功名、求富貴，他從歷史上不勝枚舉的宦官發跡以至擅權的事例中，找到了一條富甲天下的捷徑，從而獲得了自我閹割的精神力量。於是，他像急紅了眼的賭徒一樣，以肉體和人格作為賭注，孤注一擲，用自我閹割的殘酷代價，為自己鋪就了一條飛黃騰達的道路……
為求富貴而自閹
王振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縣)人，小時候讀過一些書，也算是一個文化人。他早年在家鄉教過私塾，日積月累，成為當地稍有名氣的儒士。
一個偶然的機會，王振成為當地的學官，負責管理教育。大概是他缺乏應有的能力和水平，忙忙碌碌地幹了九年，卻毫無建樹。按照明朝制度的規定，這類學官如果沒有顯著的政績，不僅要免去官職，而且要發配到邊陲效力。在這種情況下，王振原來希望以學求官而達到富貴的路子明顯走不下去了，怎麼辦？難道就這樣眼睜睜地等着被處罰嗎？難道就這樣一輩子心甘情願地貧窮下去嗎？
王振陷入了深深的苦悶與痛苦之中。
作為一個很有心計的文人，王振知道歷史上有很多位高權重的宦官，可説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享盡了榮華富貴，如趙高、張讓，還有高力士、李輔國……一想到此，他的心就砰砰亂跳。如果自己也是一個太監，是不是也能像趙高他們一樣走上富貴之路呢？經過幾次痛苦的抉擇，王振終於作出了一個常人難以想象、更難以做到的決定：自閹入宮。
“宮刑”是古代一種殘酷的刑罰，受刑後還要被迫進入宮廷服役，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受“宮刑”的人不是自願，而是一種強制行為，但王振為了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卻自願受宮刑，不能不令人咋舌。
自殘之後，王振並沒有屈辱感和自卑感，反而增添了無窮的信心和力量。他已經將中國的傳統觀念和社會輿論統統拋到了九霄之外，決心不計一切代價出人頭地，幹出一番令人矚目的事業。
然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吸取了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對宦官做了非常苛刻的限制，如大大減少宦官人數;規定許多戒條，如不御外臣冠服，不兼文武官銜，不許干預朝政，不許讀書識字等等。朱元璋還特地將一塊寫有“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違者斬”的鐵牌懸掛於宮門之上，目的就是要避免宦官專權的鬧劇重新上演。
朱元璋限制宦官專權的願望是美好的，但他當上皇帝以後，不僅暴風驟雨般地廢黜了宰相，還濫殺功臣，用專制和屠刀樹立起了古今中外最獨裁的統治形象。在這種形象的威懾作用下，中央和地方、內宮與外宮、王府與都司等再也不是一種和諧的關係，而是互相監督、彼此防範，明朝帝國進入了封建社會最黑暗的時代。
面對這樣一個泱泱帝國，朱元璋僅靠幾個親信來處理每天的軍國大事是根本不可能的。據統計，僅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全國各種機構呈送的奏札就有1660件，各種事務3391樁，平均每天207件奏札，411樁事。這樣繁重的工作量，在沒有了宰相之後，朱元璋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有些手忙腳亂了。
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為身邊的宦官開啟了參政的大門。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年間，宦官曾多次被派出傳達詔令、彙報軍情、觀兵閲勝、犒勞將士、監視大臣、察訪官吏、核處天下税課、市易馬牛，甚至出使周邊少數民族地區。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又實行了“半印勘合”制度，就是外廷及王府重要政務必須到內府勘合才能處理。這樣一來，宦官就合理合法地凌駕於朝官之上了。
如果説朱元璋使用宦官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話，那他的兒子朱棣即位後，則有意提高了宦官的地位。他把宦官的名稱由監正改為了太監，雖是一字之差，但意義卻非同一般。從此以後，大明帝國開國之君精心設計的防範宦官專權的清規戒律被他和他的子孫們破除得一乾二淨，唯一剩下的僅僅是懸掛在宮門之上的那塊孤零零的鐵牌。
那麼，王振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富貴之路的呢？
戴着面具博信任
王振自閹入宮後，因為具有一些文化，就被派往東宮侍奉太子朱祁鎮(後來的明英宗)講讀，實際上當了太子的老師。
宣德十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一月十日，八歲的朱祁鎮即位，年號正統。因為年紀幼小，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去治理國家。
按照明宣宗遺詔，朱祁鎮必須做到“國家重務白皇太后”。皇太后指的是明仁宗皇后，即明宣宗的母親，朱祁鎮應稱為太皇太后的張氏。史載，張氏“中外政事莫不周知”，“軍國大議多稟裁決”，可見是個了不起的女人。
明英宗即位後，張氏和那些元老重臣們都想控制這位少年天子的啟蒙教育，目的有二：一是把朱祁鎮培養成賢明有為的君主，二是將朱祁鎮永遠掌控在自己手中，確保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在大學士楊溥的建議下，張氏決定“選侍臣”、“開經筵”。
一天，張氏召集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濙、英國公張輔，召開了重要的御前會議。張氏首先對這五位重臣進行了一番表揚，接着對朱祁鎮説：“這五位大臣德高望重，已經輔政三朝了。以後處理國家大事，如果這五位大臣不同意，你就不可行動。”朱祁鎮點頭答應。
這次會議非同尋常，張氏憑藉自己的判斷力和政治影響，代表宣宗為小皇帝選定了顧命輔政大臣，決定了明王朝正統初年的權力中樞。這是一個以內閣為核心的統治系統，是明朝自洪武年間以來政治權力運行機制的延續，但同時也是王振實現其勃勃野心的重大障礙。
從表面上看，王振給人的印象是頗有君子之風的一介書生。他知書達理、温文爾雅、城府極深，一開始總是夾着尾巴做人處世，因此他在宦官中有很好的名聲，宮裏人都稱他為“翁父”，就連英宗皇帝也尊稱其為“先生”。王振除了殷勤地照顧小皇帝的飲食起居外，還熱情地陪伴他玩耍嬉戲。這對不足九歲的頑童來説，實在是一種快樂的滿足。這時的王振，在小皇帝眼裏不是什麼奴僕，而是唯一能使他歡樂、信任和依賴的人。
藏而不露暗攘權
明宣宗在世時，很喜歡一個叫劉寧的太監，但劉寧是個睜眼瞎，斗大的字不識半個，於是宣宗只好讓精通文墨的王振代筆。就這樣，王振漸漸進入了宦官二十四衙門的首要衙門-司禮監。司禮監是內監二十四衙門之首，而提督太監權力最大，不僅可以調動所有的宦官，而且掌管內、外奏章，代擬旨意和批紅閲票，簡直就是皇權的化身、皇帝的影子。
朱祁鎮即位後，王振以皇帝老師的身份，越過當時知名大太監範弘、金英而執掌了司禮監，成了正統初年宦官組織系統的最高首領，全面介入了皇帝的日常生活，參與到政務中來。可以説，此時的王振是春風得意、權勢日重。
因為少年童昏的明英宗十分看重與王振的這段“師生之誼”，一直對他深信不疑，於是，王振便開始了攫取朝政大權的行動。
王振知道自己與小皇帝朱祁鎮的特殊關係，但他也知道，僅憑這種關係並不是長久之計，還必須有自己獨特的一套東西，徹底征服這位小皇帝。於是，他在盡心照顧朱祁鎮的同時，又教給他為人之主所應當具備的能力，如臨朝時如何顯示自己的英明果敢，如何嚴刑重典以樹立威信、駕馭羣臣等。
每次小皇帝臨朝，王振總要事先利用耳目弄清楚將會發生什麼事情，然後偷偷教給小皇帝應對的辦法。説來也怪，他的預料常常十有九中，這讓小皇帝佩服得五體投地。而大臣們覺得小皇帝雖然年紀不大，但少年老成，遇事不驚，天生具有當皇帝的稟賦，都暗自欣喜，哪裏知道，這都是王振背地裏搞的鬼。
王振熟知歷史，知道只有以小忠小信掩蓋其大奸大惡，才能真正獲取正直大臣對自己的好感。所以，他在背地裏做壞事的同時，常常把自己裝扮成一個謙謙之人，扮演着一個又一個“正面”的角色。
為了博得“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的好感，王振在每次去內閣辦事或傳旨時，總是佯裝不敢直入。“三楊”見他舉止恭順謹慎，也往往客氣地請他進來，並讓座以示禮貌。
一次，英宗興高采烈地與小宦官在宮內玩球，小宦官見王振走來，就慌忙避開了。第二天，王振陪英宗去內閣問政，故意提高嗓門苦苦勸諫道：“先帝因為玩球，幾乎誤了天下大事，陛下復踵其好，置國家社稷於何地？”此言一出，立即驚動了“三楊”，他們驚歎道：“想不到宦官中還有這樣的人才！”
王振覺得，取得太皇太后張氏的信任同樣重要，但這並不容易，幸運的是，機會很快就來了。
正統四年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漠公然杖死了一個驛丞，此事一經公開，便引起輿論譁然，廖漠因此被彈劾。內閣大學士楊士奇因與死去的驛丞是同鄉，所以堅決要求以命抵償;而與廖漠同裏的楊溥則借“以公事論決”為名，替廖漠開脱罪責。二人爭執不下，官司最後打到太皇太后那裏。
張太后意識到這件事非常棘手，如果處理不當，兩楊勢必反目成仇，而她所希望的“同心協力，以安社稷”也就成了問題。張氏思來想去，想不出妥當的辦法來，於是把王振叫來，試探性地問王振該怎麼判。
王振大吃一驚，隨即又暗自高興。按慣例，太監是根本不可以參與朝廷政事、發表看法的，今天太后是怎麼了？而在場的楊士奇、楊溥也大吃一驚，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張太后居然會徵求一個宦官的意見。
王振不知道張太后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也不敢貿然回答，只是推諉説：“這事該問兩位楊大人。奴才才疏學淺，從來沒有斷過案子，實在不是這塊兒料。二位楊大人説該怎麼判，奴才絕不會説一句不是。”
“聽他們的？怎麼聽？一個説該殺，一個説不該殺，聽誰的？”張太后對王振的回答很不滿意。
聽太后的語氣有些不滿，王振心想，天下的殺人案多的是，很少有驚動太后的，看來此案一定不同尋常，必須先弄清其中的背景，才可以表明態度。
想到這裏，他把狀子仔細看了一遍，終於看出了其中的奧妙。於是，他不動聲色地説：“依奴才看，兩位大人對廖漠因公失手打死了人沒有什麼異議。既然因公失手打死人，判死罪似乎太重了，而不予追究似乎又太輕了一些，最好在二者之間來量刑，應該以過失殺人降職、調離為好，不知道兩位大人有何見教？”
平心而論，在對待這一案子上，二楊確實摻雜了私人感情，現在聽王振這麼一説，覺得很有道理，所以當場表示同意。
看到兩位大學士的意見得到了統一，張太后心裏非常高興，對王振的態度大為改觀，對他十分讚賞和信任。
皇帝的寵愛、太后的信任、大臣們的恭順，使王振雄風大振。從此，他不斷借皇帝的名義，打擊迫害異己，培植私人黨羽，甚至在不徵詢內閣同意的情況下，擅自提拔自己的親信，這在明朝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笑裏藏刀斥“三楊”
王振羽翼漸豐，勢力日益強大，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宦官集團。這樣，在明王朝內部就形成了以“三楊”為核心的內閣官僚集團和以王振為核心的宦官集團。兩大集團的鬥爭逐漸白熱化。
王振想要專權，最大的障礙就是以“三楊”為核心的內閣，所以必須先除掉“三楊”。
對於王振的野心，“三楊”並非沒有一點覺察。楊士奇看到王振的勢力越來越大，就上疏説：“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應用之人，皆宜選擇行止端莊，立心行己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惡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又説：“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宜早去之。”
楊士奇的上疏代表了顧命輔政大臣的心聲，婉轉地把矛頭直接指向了以王振為首的宦官勢力，要求朱祁鎮對所謂的“立心行己不正者”，應早去之。但“三楊”等輔政大臣是太平宰相而不是亂世諍臣，儘管他們已經看到王振宦官勢力日益膨脹及其危險性，卻也僅僅是上疏警告，而沒有勇氣站出來同王振進行堅決的鬥爭，更沒有勇氣依據明初的祖訓除掉王振。
王振對他們可就不那麼客氣了，在下手之前，他先後將兵部尚書王驥、户部尚書劉中敷、刑部尚書魏源、禮部尚書胡濙等重要官員逮捕下獄，皇城頓時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一天，王振對楊士奇、楊榮説：“朝廷事務煩勞大人已經很久了，如今兩位大人都年事已高，辛苦了！”楊士奇正色道：“老夫雖已年邁，卻不敢言老，理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楊榮見王振臉色大變，趕緊打圓場説：“我等雖已到了風燭殘年，只能盡綿薄之力，但能選擇後輩賢者，圖報皇恩。”
聽了楊榮的話，王振狠狠地瞪了楊士奇一眼，大搖大擺地走了。
第二天，王振就推薦曹鼎等四人進入內閣。楊士奇眼見大權旁落，不免憤憤不平，楊榮卻老練達成地勸解他説：“王振已經討厭我們的存在了，如果斷然拒絕，若哪天傳出令某某人入閣的聖旨，豈不是我們的悲哀？”
這年十月，太皇太后張氏不幸去世，朝中失去了唯一能鉗制王振的人。楊榮因為受賄被羣臣所不容，精神慢慢崩潰，再加上王振落井下石，兩年後鬱鬱而終。楊溥年老多病，無力料理朝政，三年後也溘然謝世，三楊內閣只剩下楊士奇苦苦支撐局面。但糟糕的是，楊士奇的兒子楊稷在地方上犯了命案，好不容易抓住把柄的王振便指使親信彈劾楊士奇，雖然英宗皇帝沒有理會，凡是涉及楊稷的奏章都一概壓着不問，但王振卻變着法子隔三岔五地彈劾楊稷。楊士奇實在受不了這種侮辱和打擊，終於向英宗皇帝提出了辭職請求。
“三楊”就這樣一個個被王振整掉了。
盜毀鐵牌攬大權
朱元璋寫有“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違者斬”的鐵牌是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懸掛在宮門之上的。這個鐵牌一直是王振的一個心病。正統七年(1442年)十月，取得專權地位的王振悍然盜走並銷燬了這塊意義不尋常的鐵牌。
王振公然毀掉鐵牌，標誌着明朝宦官與官僚士大夫集團鬥爭的全面勝利。套在宦官身上的桎梏終於被徹底打碎了，從此宦官不僅取得了與官僚士大夫集團相同的參政地位，而且凌駕於官僚士大夫集團之上。宦官勢力開始公開地、大規模地走上了政治舞台，併成為主宰明朝命運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振除了有硃批傳旨權力外，還擁有參加內閣廷議之權、司法權等。他經常操縱三法司，一不高興就將朝廷命官下獄。最後，他還擁有了軍事指揮權，包括提督京營之權、統兵出征之權、監軍監餉之權、鎮守地方之權、守備要害之權等等。可以説，這時的王振已經真正的大權獨攬，達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步。
有些朝臣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或是為了進一步升官發財，就極力地向王振行賄、獻媚。時任吏科都事中的劉睿是一個小官，一次在路上偶然遇到王振的車駕經過，便立刻跪在道旁。王振見了大喜，馬上把他提升為户部左侍郎，後來又升為户部尚書。後來許多人效仿劉睿，大多升了官。
工部郎中王祐天生不長鬍須，一次，王振隨口問他為什麼不長鬍須，他竟然厚顏無恥地説：“您老人家無須，兒子豈敢有須？”王振聽了，大笑不止。事後，王祐被提升為侍郎。
明朝的社會風氣在這時候壞到了極點，朝中不管尚書、侍郎等文武重臣，還是知府、知州等地方官吏，只要稍有得罪王振之處，就會受到迫害，甚至被處死。
大理寺卿薛珪是明朝正統年間著名的理學家，為人忠厚耿直，德才兼備，人稱“山西夫子”。正統八年(1443年)，薛珪升任大理寺右少卿，第二天轉為左少卿。王振想讓薛珪表達對提升他的感激，就派人邀請薛珪到他府上來。沒想到，薛珪竟然拒絕前往，並義正詞嚴地説：“哪有受命為朝廷大臣，卻向私人謝恩的事情！”王振失了面子，從此對他懷恨在心。
事過不久，兩人在街上相遇，同行的官員紛紛跪在地上向王振請安，唯有薛珪直挺挺地站在那裏。王振看見薛珪在眾人面前還是這麼桀驁不馴，大為光火，馬上唆使親信上奏誣陷薛珪，定其為死罪。臨刑那天，有個叫王偉的侍郎苦苦求情，王振這才放過了薛珪，但隨後就將他罷官。
英宗的姐姐順德公主身邊有一個小宦官叫呂寶，此人十分刁鑽，在駙馬石喑家常常擺出一副豪奴的派頭，所以經常受到石喑的訓斥。這本是一件很小的家事，但呂寶卻通過關係到王振面前狠狠地告了石喑一狀。王振不問青紅皂白，就把石喑逮捕入獄。
由於王振的惡行，明王朝上上下下一片白色恐怖，王振的專權也達到頂峯。就在他專權的十多年時間裏，北方的瓦剌迅速發展起來，而王振對瓦剌的崛起採取了姑息縱容的態度，結果瓦剌集中力量東征西討，逐一降伏了蒙古各部，並嚮明王朝發出了挑戰。
正統十四年七月，瓦剌軍分兵四路嚮明朝大舉進攻。北部重鎮大同很快失陷，邊陲告急，京師告急。在這種情況下，一心想“立功”的王振慫恿英宗帝御駕親征。兵部尚書等官員極力反對，但昏了頭的英宗執意不聽，親率50萬大軍，浩浩蕩蕩地向北開去。八月七年級，明軍到達大同，在與瓦剌軍的戰鬥中連戰連敗。到了十四日，明軍退到了懷來縣西側的土木堡，被瓦剌大軍包圍。護衞將軍樊忠對王振亂軍禍政的罪行非常憤慨，就從英宗皇帝身旁衝了過去，揮起大鐵錘砸死了王振。
土木堡一役，明朝50萬大軍全軍覆沒，英宗皇帝被俘，文武大臣50多人全部遇難，成為明王朝由強盛走向衰落的重要轉折點。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英宗重新當上皇帝后，不僅為王振精心修建了一座精忠祠，還命人為他撰寫文辭華美的墓誌銘，極力吹捧他的“忠烈”。而在以後的歲月裏，明王朝並沒有吸取宦官專權的慘痛教訓，反而變本加厲地重用宦官，以至於淪落為一個宦官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