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談發動西安事變原因 只是為教訓蔣介石？

他一句話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為學生運動時候，我不好意思再説他了，因為我真是氣呀，他説用機關槍打，我説機關槍不去打日本人，怎麼能打學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這句話把我激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

中共對西安事變發動的積極作用

目前的學術界基本認為對於西安事變中共事先不僅沒有參與，而且毫無所聞。隨着珍貴資料的披露，西安事變的真實面目越來越立體的展現在了世人面前。上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蘇聯學者利用共產國際檔案批評中共，如A季托夫的論文《中國爭取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1935——1938)》，便説西安事變的發動與中共有着“直接”關係，稱“1936年11月，毛澤東的代表葉劍英還曾同張學良討論過扣蔣問題”。楊尚昆在後來的回憶中説葉劍英在回去後曾經彙報説張學良無意間説過“必要時進行兵諫”。可見，西安事變的發動上，中共雖沒有起直接作用，但其間接的推動作用還是有一定體現的。

蔣介石親手書寫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談到了他對西安事變的真實看法：這件轟動世界事變的真相，到了事後才得以完全明瞭，此事的主動者仍是張學良的本身，而並不是共產黨策動的，且在事前可説與共產黨並無直接關係。不過當時共黨勾結張學良已有半年以上的時間，其與張之關係自然到了相當的程度。因為他們在西安的勾搭，恐被中央發覺，故張與共黨商談，多在陝北的延安。......到了最後，張乃以其剿共與抗日矛盾心理之弱點，......就情不自禁地發動叛變了。據張自述，其當時處境，因為事變以及對我八項要求自知無法實現，而重新的脅制手段已無法得手，又以南京下令討伐，更覺得情勢一發不可收拾，乃於第三日接共產黨來西安商討合作，參加其所謂東北軍、西北軍楊虎城與共產黨三位一體的委員會，至此，西安事變乃完全變質。”

與共產黨是否有聯繫這個問題，張學良在《口述史》中是這樣説的：“我為什麼跑到閻錫山那兒去呢？西安事變之前，那時候，我已經跟共產黨有聯繫。我就説中央呀——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我説出來也不怕了，中央糊里糊塗，他就不知道我跟共產黨已經有聯繫了。和戴(笠)先生我們頭一次見面，他説我真沒想到你會這樣，我説你那些特務淨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務’不了了。”由這兩段話的對比可以知道，張學良在當時確實是和中共有着密切聯繫的，但這樣的聯繫國民黨方面恐怕早就知情。因此，筆者認為西安事變是一起張學良早有計劃，最後因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政策而激發的一起突然事件。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共在其中起了重要的積極的推動作用。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真實原因

關於西安事變，張在西安時對部下是這麼説的：“好像燈泡，我暫時把它關一下，我給它擦一擦，我再給它開開，讓它更亮。實際上我這樣做，他(蔣介石)不是更亮了？”但這並不説明張學良對蔣介石的才能不夠認可，相反他曾説：“我父親這個人有雄才，但大略不如蔣公。”而且，對於自己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的原因，他解釋為：“我把泥菩薩(蔣介石)已經扳倒了，那我只好再把他扶起來，菩薩有靈，不能不給他磕頭呀。”所以，張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因也就正如其所説了：我跟蔣先生兩個衝突，沒有旁的衝突，就是衝突這兩句話，就是他要“安內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內”。我們兩個衝突就是衝突這點，沒有旁的衝突，一點都沒有。我跟蔣先生是痛陳吶，蔣先生也罵我，罵得很厲害的！還有蔣先生幾句話，現在他已經不在了，(否則)我不願意説出來。他一句話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為學生運動時候，我不好意思再説他了，因為我真是氣呀，他説用機關槍打，我説機關槍不去打日本人，怎麼能打學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這句話把我激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張學良是一個不願意手操縱的人，他自詡“這麼倔強的一個人”，他有自己的主意和見解，“我認為這個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有決心的時候，都是這樣決定的：我是不是又私心在裏頭？我是不是為我自己的利益？我是不是問心無愧？好了，沒有！我敢跟你説，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裏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我跟你説，我大權在握，富貴在手，我什麼都不要，所以蔣先生也能原諒我。我是管蔣先生要錢，還是管他要過地盤？我沒有！我犧牲我自己為什麼？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打了！”

為什麼張學良“不要打了！”的政治訴求如此強烈？這在書中也有過記錄“我二十一歲就作戰了，所以説對內戰我是恨透了，我打死了多少人拿。……我看見這樣一個情景，我非常難過，眼淚都掉下來了……我真是厭倦，我一直厭倦內戰，就是剿共我也不願意剿，這有什麼意思呀？而且彼此都是很厲害的。”可見，對於張學良來説，這樣的回憶是“痛苦的事兒”。

張學良與蔣介石的關係

張學良説：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真是三十六歲，從二十一到三十六歲，這就是我的生命。但從張學良的口述來看，雖然後來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軟禁，可依然對蔣介石充滿感恩之情，絲毫沒有怨恨的情緒在裏面。這除了當初蔣介石不殺之恩，恐怕還有別的更深刻的原因。張自己也説他到了南京是準備好死刑了的，如果是他的部下把他綁了，他是要槍斃了部下的。而蔣介石非但沒有殺了張，反而在抗戰時期張還有過能夠參與戰鬥的機會。

到了老年，張學良還與蔣介石聯繫密切：“我跟蔣先生常常在一起，還常常通信，實際上他常常來信。老先生對我還是不錯的了，我不是説過，他死了我寫了副對聯嗎，我這是私人的對聯，我吊他的，我説：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老先生對我，那該怎麼説？對我，那是很關懷。我有病，差不多夠嗆了，他們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別關切，還派了醫生，派了中央一員的來看我。我到哪兒，就是到了台灣，老先生甚至都給我找最好的醫生，他親口告訴我這個陳儀，要給我找好醫生。那他對我真是關切的很，一直他關切我，到現在我也這麼説。”

但情感歸情感，正如張在蔣葬禮上的對聯一樣，他們之間在政見上的差異是很大的。“蔣公這個人，我認為他失敗了。蔣先生這個人，我跟你講，我不願意批評他。蔣先生很頑固，很守舊，太守舊了！這麼講吧，我擱這麼一句話批評他，假設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這麼一句話。他認為我説的事都是對的，蔣先生對我，我暗中想，他對我也相當看得起。覺得我有種？這話倒不敢説，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戰他的權威，我損害了他的尊嚴。”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的作用

西安事變重要作用的體現關鍵不在發動，而在其和平解決的問題上。張學良作為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同時也擔當了促成其和平解決的重要角色。他曾明確向周恩來提出具體辦法：中共在外邊逼，他在裏邊勸，內外夾攻，把蔣介石扭轉過來。他多次勸諫、苦諫乃至哭諫，直到最後採用了兵諫，但重要的是在整個西安事變中，他採取了各種確保蔣介石安全的措施。周恩來要求一是把陝北留給共產黨二是不要消滅共產黨，張學良對其説：“如果你們這個條件是真的，我們就不要變了，我去説服蔣先生。”他在部署行動計劃的時候向東北軍的將領多次強調一定要保證蔣的安全“千萬不可把委員長打死了，只要他抗日，我仍擁護他為領袖。”

不僅如此，他為了保護蔣的安全，還用自己的人頭做保證。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張學良在會見南京政府的代表時説：“只要委員長能改變態度，採納意見，我將親自送他回南京”，可見，張學良是用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把西安事變往和平解決的方向上指引。因而，我們今天的歷史評述者應該看到，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與張學良的極力斡旋和巨大犧牲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他的歷史地位應該予以充分的肯定。

參考資料：張學良，張之丙、張之宇：《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北京：作者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出版;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秦孝儀：《革命文獻》，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3年出版;

李蓉：從張學良口述看“九一八”事變與西安事變時的張學良，東北史地，2011年第6期;

蔡波：風風雨雨家國事——讀《張學良口述歷史》，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11期。